他认为，综合性大学开办农学院的热潮是个好事情，农学从“冷”到“热”，也加速了传统农业大学的学科专业布局调整、改造以及交叉融合，应该以一种开放的姿态来支持。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右）专访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孙其信（左）
改革开放改变中国 15岁少年走上农学道路
陈志文：您是1978年进入大学的，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年，也是您进入大学40年，回顾改革开放这40年，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孙其信：2018年12月14日那天，我在人民大会堂观看改革开放40年演出时，感触特别的深。我们国家从封闭的状态到实施改革开放，全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
陈志文：可能只有我们经历了的人，才能理解什么叫波澜壮阔。回顾这40年，您印象最深的事是什么？
孙其信：回顾这40年，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从吃不饱到物质极大丰富。对于我们做农业的来讲，这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
我小时候家里在农村，吃不饱，做什么都是凭票。买粮要粮票，买布要布票，买油要油票，买手表还要工业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物质供应是极端贫乏的。
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少有的。英国的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中介绍，唐朝是中国最兴旺的朝代，经济几乎占到了全球的一半，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经济总量也依然占到了世界的29%。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经济总量仅为1.8%。而2017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增长到了世界的15%。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目标，到本世纪中叶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经济总量要达到世界的30%。
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轨迹。中国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在对外交往中，有很深刻的体会，我们能与发达国家坐在桌子上平等的对话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增强实力，增强在世界上的话语权。过去，在世界合作的评价体系上，使用的都是西方标准，也就意味着西方国家掌握着话语权。
2018年10月，根据过去几年与非洲的农业合作经验，中国在联合国总部发布了一个关于南南农业合作的评价框架体系。联合国南南合作委员会主任出席发布会时提到，中国提出的这个评价体系，将会成为未来评价南南农业合作的话语体系之一。这说明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中国发展进入变轨阶段的必然结果，也是我们努力奋斗的成绩。
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能够完整经历从改革开放之前，到改革开放发端，再到改革开放40年，这么一个翻天覆地的变革。震撼是很大的。
陈志文：您这一代在短短40年中，可以说经历了西方几个世纪的变化，这是非常难得的。您当时是怎么走上农学这条道路的？
孙其信：我考大学时想学的其实是数学。当时，哥德巴赫猜想在全国人民心中留下了一个伟大神圣的故事。我报考的是兰州大学数学系，后来调剂到了甘肃农业大学。
刚恢复高考那几年，也就是“老三届”的学风特别好。我入学时15岁，我们班年龄最大的33岁，但那些老同学们的学习用功程度比我们还高。他们非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而我作为一个15岁的孩子，还是贪玩儿的年纪，有些事情是真的不懂。
大学第一年，哲学课听不懂，15岁是理解不了哲学的。所以，哲学是我大学考的最差的一门课，62分。数学是考的最好的，全校高等数学考试，总分120分，我考了118分。二年级以后，学习了专业基础课，才理解了什么是农学。它不是农村里理解地种地养猪，是一门学问。当时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学校里学习的氛围也特别好。本科毕业时，就觉得还没学够，想继续考研。
陈志文：那时候读研究生的人并不多，因为大学本科毕业，国家就包分配了。您为什么会读研究生呢？
孙其信：其实，当时家里希望我早工作，因为弟弟妹妹还在读书。我考研究生最原始的冲动，是我要当大学老师，觉得那是非常高尚的职业。为此，老师们建议我继续读研究生，打下更扎实的功底。后来跟父母亲商量了，他们还是很理解的。
在报考研究生时，我心气也是挺高的，听说北京有一所农业大学是最好的，我就报考了北京农业大学。我的导师是蔡旭，是中国小麦杂交育种的开拓者和新中国小麦育种工作的奠基人之一，在我读博士的第一年去世了。
我师母曾写信给彭真，告诉他导师去世了，并且提到，我是蔡旭生前招的第一个博士，希望领导能将我留校，从事蔡旭未尽的小麦事业。
博士毕业时，万里同志批示，请学校研究并征求我家人的意见，建议我留校从事工作。当时，我也正在联系出国读博士后，接到留校的通知后，我非常高兴，因为能在一所中国最好的农业大学当老师。留下来后，一直做教学科研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