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两种商品的价格变化备受公众关注。其一是在中国居民日常食品消费支出中占据重要比重的猪肉的价格；其二是作为“工业血液”的石油的价格。据报道，2019年9月份猪肉价格同比增长高达69.3%。在猪肉价格的带动下，牛羊肉价格也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上涨，分别比去年同期上涨18.8%和15.9%，导致整个畜肉类商品的价格同比上涨达到46.9%。石油期货价格近日也出现一定幅度的波动，在9月中旬达到一个小高峰后出现震荡下行。
尽管猪肉和石油两种商品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但导致这次两种商品价格上涨的原因基本是类似的，大致都是源于商品供给短缺。受非洲猪瘟等因素的影响，自2018年以来我国猪肉供给能力出现持续下滑，猪肉价格相应也呈现趋势性的上升。与一般的工业品相比，猪肉价格变化的特殊性在于生猪的生产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生猪生产中间包括繁殖、生产和育肥等等环节，周期一般在17个月左右。在我国，猪肉价格变化具有明显的周期性。一旦猪肉价格偏离了正常水平，需要较长时间才有可能恢复正常水平。
石油价格的波动则是和近期中东地区的局势动荡有关。沙特最大的原油生产设施在9月15日遭受袭击，造成原油减产。而且估计减产可能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导致原油期货价格在9月16日之后出现了剧烈波动。近期中东地区安全形势的恶化成为影响石油供给的主要因素。
有一种担心认为猪肉价格和石油价格上升可能推动未来价格水平的进一步走高，造成进一步的通货膨胀压力。在细说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之前，很有必要先简单解释一下什么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虽然是几乎人人都知晓的名词，但是其中充斥着大量似是而非的理解。虽然经济学家通常采用价格指数变化来度量通货膨胀，但是价格指数上涨，特别是只有部分商品价格上涨时，并不完全等同于通货膨胀。
首先，通货膨胀是一种普遍性的价格上涨现象。少数几种商品价格上升并不是通货膨胀。其次，通货膨胀还是一种持续性的价格上涨现象。消费者价格指数或者生产者价格指数短期的上涨，也不构成通货膨胀。
就拿当下的情况看，虽然9月份的CPI同比增长率达到3.0%，进入了所谓的3.0时代，但是除了猪肉等肉类价格上涨较快之外，其他商品的价格基本保持稳定。因此，当前的CPI上升主要是由于少数食品价格上涨造成的。更何况，表示工业品出厂价格变化的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下降2.0%。因此在特殊时期不能将CPI的较快上涨混同于通货膨胀。
面对商品价格变化，人们习惯通过具体商品供需平衡的价格规律来理解通货膨胀，但两者是存在差异的。导致通货膨胀变化的供求方面的因素一定是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变化。经济学中将通货膨胀的原因归结为三种因素，分别是需求因素、供给因素和预期因素。虽然导致通货膨胀的最初原因各不相同，但是总需求，特别是货币供给在通货膨胀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所有总需求管理政策一直是控制通货膨胀的主要政策手段。
迄今为止，曾经在供给方面引发通货膨胀的商品大概有两种，一是石油，二是劳动力。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导致全球价格上涨。石油价格上涨进而推动下游工业产品价格上涨。西方发达国家由此陷入了经济滞涨的危机。也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北欧国家，由于工会垄断劳动供给导致工资和物价呈现螺旋式上升，形成结构性通货膨胀。自从有了这两个案例之后，成本上涨可以导致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观念深入人心。
针对通货膨胀，诺奖得主弗里德曼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即“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货币供给代表总需求增加，这句话的意思简单说就是，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供给过多造成的。上文刚说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难道诺奖得主的名言说错了？
从历史上看，但凡一个国家或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个国家的货币供给必然供给过度了。否则即便是严重的供给短缺，缺少了货币供给的配合也无法形成持续的通货膨胀。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在《失宠的美元本位制》这本书里指出，无论是1973年还是1979年的石油价格上涨，都是发生在全球货币供给放量增加之后。到1991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时，在一个紧缩的货币环境下，石油供给减少并未引发全球油价持续上涨和通货膨胀。
从中可以总结出的基本规律是，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离开了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即使经济遭受某种产品供给的短缺以及相对价格的上涨，也不大只能发生持续性的通货膨胀。不仅如此，当经济发生供给冲击时，货币政策当局也倾向于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从而避免公众产生通货膨胀预期。当然，成本冲击和紧缩货币政策可能导致经济衰退。这是为了避免通货膨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早在“猪肉价格周期”引人关注之前，更加引人注目的粮食价格和通货膨胀的关系。在改革开放之后相当长时间内，我国的粮食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同步关系。而且每当通货膨胀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粮食价格的变化幅度都高于通货膨胀的变化幅度。
于是人们直觉的认为粮食价格上涨是导致当时通货膨胀上涨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在粮食出现减产的时期。这种直觉非常符合人们朴素的认识。作为最主要的食品来源和工业原料，粮食价格上涨不仅会推动下游工业品价格上升，还会造成劳动力成本增加。粮食价格上升极有可能造成通货膨胀率的上升。
然而，有经济学家提出了相反的看法。因为每当通货膨胀率上升的时候，粮价的上升幅度总会超过通货膨胀的上升幅度。换句话说，如果有一家企业能够在通货膨胀期间囤积粮食，那么他的收益率一定是远远跑赢通货膨胀的。因此粮食价格和通货膨胀之间还可能有另外一重关系，那就是通货膨胀及其预期导致粮食价格上涨。
我国的经济学家卢峰和彭凯翔在一项很有影响力的研究中对粮食价格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是通货膨胀率上升导致了粮食价格上升。而不是人们直观想象的粮食价格上升推动通货膨胀率上升。这意味着，当通货膨胀上升时，人们把囤积粮食作为一种投资行为，导致粮食需求和粮食价格以更快的速度上升。粮食价格的上升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关于通货膨胀的预期。于是通货膨胀和粮食价格进入下一轮恶性循环的上涨过程。直到政府采取紧缩的经济政策制止通货膨胀。
在发生通货膨胀的时候，有不同的投资方式。一种是把钱存在银行里收取固定的利息，另一种是把钱投资到实物资产上，比如粮食。在利率市场化之前，中央银行调整利率的调整速度往往赶不上通货膨胀的水平。因此投资银行存款往往收益是负利率。而粮食等农产品由于可以贮存，通货膨胀加剧了这些农产品的投机性需求，导致粮价上涨速度超过通货膨胀水平，获得正的收益率。因此高通胀时，农产品的投机需求和价格涨幅往往较大。除了粮食之外，大家所熟悉的还有“豆你玩”、“蒜你狠”等等。
近年来粮食的投机需求和粮价的暴涨暴跌已经越来越少了。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利率随通货膨胀的变化越来越灵活，负利率出现的频率越来越低。投机性存粮的收益率越来越低导致粮食投机性需求下降。另一个方面是我国建立起越来越完善的粮食价格平准机制。双管齐下，使得粮食价格的稳定性越来越高。
时至今日，经济学家形成的基本共识是货币政策应该为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水平最终负责。这一共识并非凭空形成的，而是源于西方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反通货膨胀实践。而在此前的相当长时间内，货币政策在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菜单中仅仅处于从属地位。西方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滞涨不断加剧状况。同时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也在学术领域对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理论提出批评。于是通货膨胀和货币政策的相关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初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形成所谓的“新共识”货币政策理论框架。
自此之后，价格稳定取代经济增长成为西方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最重要的目标。相机抉择式的政策制定方式也逐步被政策规则取代。政策规则的中间目标也经历了从货币数量、名义汇率等向通货膨胀预测值的变化。政策工具由传统的“三大法宝”变换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由于货币需求往往具有不稳定性，导致各国中央银行逐渐放弃货币数量目标。短期内，由供给造成的个别商品或者物价水平的上涨压力并不会影响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
虽然2008年的金融危机证明这套“新共识”货币政策理论框架并非宏观经济政策菜单的全部内容。即使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也不能排除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但是这并不妨碍稳定价格水平是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正成为越来越多理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基本共识。从这个角度出发，就可以理解尽管猪肉价格出现了较快上升，也带动整个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但这不是影响我国近期货币政策调整的主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