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中记载：“香椿芽采头芽，汤焯，少加盐，晒干，可留年余。新者可入茶，最宜炒面筋，熝豆腐、素菜，无一不可。”少年时在鲁北，邻居奶奶家有香椿树，逢时便会送来一把鲜叶，母亲用粗盐稍揉制就可食用，那时只觉得香！现在回忆，果然如康有为所说那般才更准确，叫作“香齿颊”。
南宋诗友群里也有一位善于“治厨者”，名陆游。这年春天，陆游亲自下厨，整得一桌山肴野蔌，吃得“扪腹便便”仍然不减兴致，发一首《饭罢戏示邻曲》至朋友圈，菜式有“白鹅炙美加椒后，锦雉羹香下豉初。箭茁脆甘欺雪菌，蕨芽珍嫩压春蔬”。要说蕨菜，同样是历史悠久的春蔬。《诗经》中的《国风·召南·草虫》篇有句“陟彼南山，言其采蕨”，说的是年轻女子在山中采蕨。春风拂过，想起心上人，伤从心中来。在这里，蕨芽是春蔬，是女子如泣如诉的春伤。而在杨万里《初食笋蕨》诗里，春笋和蕨芽各有一个近乎卡通的可爱形象：“稚子玉肤新脱锦”是笋，“小儿紫臂未开拳”是蕨菜。杨万里是诗人，食鲜品的是人生体悟：“只逢笋蕨杯盘日，便是山林富贵天。”似乎诗人心中大多隐着一个“山中宰相”的自洽。
说到春笋之鲜，还得提到一位清代美食作家袁枚，他在《随园食单》里记录有提炼春笋之鲜的发明：“笋十斤，蒸一日一夜，穿通其节，铺板上，如做豆腐法，上加一板压而榨之，使汁水流出，加炒盐一两，便是笋油。”看到此处不由遐想：倘若袁先生再想出让笋油结晶之法，那可能就是天下最早关于味精的发明了。但袁先生惦记着榨出笋油的春笋，又忙着去制定“随园笋干”的制作标准：“取鲜笋加盐煮熟，上篮烘之。须昼夜环看，稍火不旺则按矣。”
对于春笋这道春蔬中的主将，南宋林洪和明代高濂拥有更为独特的食笋经。高濂在《四时幽赏录》中这样描述:“西溪竹林最多，笋产极盛。但笋味之美，少得其真。每于春中笋抽正肥，就彼竹下扫叶煨笋，至熟，刀截剥食，竹林清味，鲜美莫比。”林洪与高濂的吃法相似，并给这种吃法命名为“傍林鲜”。竹叶烤竹笋，如原汤化原食。两位认为只有这种返璞归真的吃法才能体会春笋的真味。眼下，春笋已上市，心里颇有一尝“傍林鲜”的冲动，但令人尴尬的是，高濂又说：“人世俗肠，岂容知此真味。”
正如高濂的俗肠之说，有时你永远无法理解一位吃货关于美食的创意并陶醉其中的乐趣。譬如苏东坡，他颇为自得地说：“我昔在田间，寒疱有珍烹。常支折脚鼎，自煮花蔓菁。”（《狄韶州煮蔓菁芦菔羹》）他常常支起一只缺脚的鼎，水煮蔓菁芦菔吃。味道如何呢？“中年失此味，想象如隔生。”东坡先生后来吃不到这样的味道了，竟然恍若隔世一般。我感觉这里先生是用了夸张的修辞。因为，他在《送笋芍药与公择二首》中还批评过北方的厨子只会“彘肉芼芜菁”。或许这是苏式幽默，或许时味之移人，又或许没人能够真正猜透一位顶级吃货的心情吧。
在上海的菜市场里，蔓菁似不常见。但古人视角中，蔓菁却有“五美菜”之说。“诸葛武侯出军，凡所止之处，必种蔓菁，即萝卜菜，蜀人呼为诸葛菜。其菜有五美：可以生食，一美；可菹（腌渍），二美；根可充饥，三美；生食消痰止渴，四美；煮食之补人，五美。故又名五美菜。”（张岱《夜航船》）
无论是蕨芽春笋，还是蔓菁芦菔，诗人、作家们在美味的春蔬面前往往顾此失彼，不过，谁会因此去追究他们诗文中的逻辑错误呢？譬如嗜笋而不知肉的白居易某一天就突然想起江东的莼菜来，暗暗考虑着来春得往江东一趟，有诗为证：“犹有鲈鱼莼菜兴，来春或拟往江东。”（《偶吟》）白居易的思迁不是没来由的。《晋书·张翰传》记载：翰（字季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这位张大人在洛阳为官，因秋风起而怀念家乡的味道，于是就辞官回家了。一场说辞就辞的离职成就“莼鲈之思”的典故。
春风夜雨，山河万里渐次绿红相映。历数古今春蔬，无论多少，都有可能挂一漏万。或许，诗人们作品中关于春蔬的那些“逻辑失误”或“见异思迁”，倒不妨看作他们是对这春天、这岁月无私馈赠的一种理解与感恩。古人远比我们更懂得尊重和敬畏自然。高濂《四时幽赏录》记载着“食生菜”的习俗：晋于立春日，以萝菔、芹芽为菜盘相馈。唐时立春日，春饼生菜号春盘，故苏（轼）诗：“青蒿黄韭试春盘”。至今，仍有不少地方有咬春的习俗。这春天的滋味，不正是勃勃的生机与梦想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