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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食盐是餐桌上的调味品,也是的国家战略物资

   2021-05-07 5070
核心提示:记得2003年非典期间,不知道哪里的砖家(或利益集团)联合炒作出了一种违背了医疗常识的防疫理论:多吃盐。很快,中国竟然掀起了
 记得2003年非典期间,不知道哪里的“砖家”(或利益集团)联合炒作出了一种违背了医疗常识的“防疫理论”:多吃盐。
很快,中国竟然掀起了抢购食盐的浪潮,大小超市都囤积了大量的咸盐,并将它们成垛的摆在最显眼的位置。我们这里有人竟然一次性购买了200斤咸盐——有些地方的食盐价格生生被推到10元/斤。
2011年日本福岛核泄漏之后,日本还没乱,北上广甚至整个东南沿海相继躁动,“食盐可以防辐射”的流言再次掀起抢盐大战。
有一位老太太倒是非常镇定:“我不着急,非典时抢的盐还没吃完呢!”。
实际上,对国情有着基本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国缺什么也不可能缺盐,光青海湖的盐储量,就够地球上所有的人吃1000年。尽管政府多次喊话:国内食盐供应充足,根本不用抢!但仍然挡不住人们无视常识去疯狂囤积。
炒作者利用了普通人对灾难的恐惧和捉襟见肘的科学素养,用从众效应和低级理念完成了一次市场化的打劫。
那么炒作者为什么选择了食盐,而不是醋,糖或者花椒呢?
 
当时的人们都在大量囤积食盐
因为食盐是刚需,在民国以前,食盐甚至被列为战略物资,由于政府的管控和交通障碍,某个时期的确发生过“盐荒”。
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制盐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之前的部落时期,主产地为渤海湾和山东半岛一带,采用原始工具从海水中熬煮的制作工艺。
古代的食材本就匮乏,除了主食,人们对菜品的要求并不高,但即使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却唯独不能少了盐。
现代科学结论告诉我们,盐的成分是氯化钠,是人体NA+(钠离子)的主要来源。如果不吃盐,有发生电解质紊乱的风险,如低钠血症,氯血症和嗜睡症,进而导致浑身无力,精神萎靡。严重时甚至会让正常人丧失工作能力。
从烹饪和味觉的角度来考察,食盐能够调和食品,增加人的食欲,还能腌制过冬的咸菜。因此,烹饪行有句话叫:好厨子一把盐——总之,食盐是生活乃至生命的刚性需求。
 
《天工开物》中的制盐场景
经验告诉我们,某种资源一旦成为刚需,政府必将以行政力量将其垄断,并成为国家税收的来源,乃至国家安全稳定和经济战略的基础
古代农耕社会,个人通过耕种完全可以满足自己的温饱,唯独食盐需要外来供应。而中国盐的产地除了沿海地区比较分散,内陆产盐地相对集中,例如山西解州,四川自贡,陕西花马池等地。
嗅觉灵敏的商人首先发现其中蕴含的商机,将原本孤立的资源个体,联接成了一个贸易网络。
如果是普通商品,政府通过立法收取税费也就完了。但食盐的来源基本上属于天然,提炼方法简单,储量丰富,分布广泛,成本低,利润大,如果全部交给市场让商人来运作的话,就有可能出现不法商贩囤积居奇,恶意哄抬价格,导致普通百姓购买类似生活必需品都将成为问题,轻则会引发社会动荡,重则甚至还可能导致一些“重灾区”民众揭竿而起。
春秋战国时期。管仲在齐国首次提出了“唯山海为可耳”的治国理论。其核心内容为:煮海成盐,开山成铁。只要把山,海的资源垄断起来,政府就可以控制盐,铁的经营——这就是著名的“盐铁专卖制度”。
 
管仲
“山和海”本无明主,但如果纳入国家的版图,就成了统治者的“率土之滨”,盐铁制度实际上就是零成本为国家创值的行政手段。
但管仲将盐税设计的非常巧妙,一个500万人口的大国,应缴纳人头税的成人约为40万,每人每月征15钱,可创税1400万钱,但如果进行盐的买卖,每升盐酌量提价出售,每月可能得到3000万钱——比人头税还多一倍。
说白了,政府把税收加入到食盐的价格当中,然后通过特许经营的商人,再把食盐转卖给老百姓,从而获得稳定的财政收入。
因此,政府表面上确实不曾征收盐税,民众基本上也感觉不到盐的税收,但涓涓细流已经汇成了大海,那时候的盐相当于今天的汽油——注意:这时候的盐铁专营并不是国家完全垄断。
 
关于制盐的图画
这种专卖政策的灵活之处在于,国家开放盐池让民间自由生产,然后由国家统一收购,通过控制产量和销售来控制价格,以低价供应国内需求——就像中东OPEC国家的燃油永远比进口国便宜,国家还富得流油。
出口贸易则由国家完成,齐国的盐销售到别国,售价可以抬高到成本价的40倍以上。由于当时国家对盐的买卖管控并不是很严格,于是有些背景强大的集团也开始乘火打劫卖私盐,由于私盐比官盐便宜,老百姓更愿意买私盐。
汉武帝时期,由于匈奴对北方防务安全的影响,国家需要大量的税收招兵买马囤积粮草。于是汉武帝加强了盐务制度,将此前的民营盐池收归国有,少数官民合办的盐场,也只能将产品卖给政府。
政府以低价购进食盐,然后再高价卖给百姓,从中赚取巨额利润。在当时,国家仅仅卖盐的税收,就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
 
青海湖盐场
如此巨大的利润当然有人愿意铤而走险,贩卖私盐就成了强人们快速致富的捷径。唐末的王仙芝,黄巢,钱缪,程咬金以及张士诚等,都是以贩卖私盐起家——注意:那时候贩卖私盐相当于今天的贩卖毒品。
实际上,管仲的盐税制度一直被后朝树为圭臬,一直到了民国结束。
据《清志稿》记载,仅在1831—1837年间,两淮盐场就给朝廷上缴了2600万两盐税,而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4000万两白银。盐税之重可见一斑。
任何时候,不愁销路的商品永远拥有巨大的商机,就像今天的石油,烟草,煤炭和通讯永远都是资本的象征。一种行业一旦蕴藏暴利,入行的门槛就会很高。
清早期规定,盐商需要出资数千两白银才能永久获得一块盐池的开采权,这个数字对那些富商巨贾来说都是一笔相当巨大的数字——大多数中产阶级或底层民众来说更是不敢问津。
但是,规则在制定的同时,往往能为少数人提供丰厚的利润空间。因此,历代的盐商大都有官府背景,财富与权力的利益置换几乎是无法解除的魔咒。
 
中国根本不缺盐
现在国家对于食盐的控制,并不是为了征收重税(否则食盐也不会那么便宜),而是为了经济秩序的稳定乃至社会的安定,控制日用必需品价格,平衡民生保障的必要措施——毕竟现在盐的税收占国家收入的份额只是很小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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